从科学主义之争看拓展科普理念的必要性
作者:洪耀明(上海市科协学术部副部长)   发布日期:2014-10-27 09:42:54   阅读数:2329

    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围绕支持或反对科学主义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许多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纷纷卷入其中,发表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词来自欧洲,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 “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 科学主义可分为强科学主义和弱科学主义。强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万能,即科学对于目前以至将来的人类社会个体与集体的维持与发展是充分而且必要的。弱科学主义认为:科学至少是中性的智力活动,科学成果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有积极作用。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对于理解复杂的心理、社会行为,甚至对于哲学思维都是有益的。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反科学主义者)则对科学主义十分反感。他们认为科学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也许能解决,现在不能解决的,将来科技发展了一定能解决;其二,认为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好最高的,可以凌驾于一切其他知识体系之上。反科学主义者主张:科学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是平等的,科学不应得到过度的吹捧,以至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生活便利和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结果,因此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使用要加以控制。当然,反科学主义者也一再声明:他们反对科学主义不等于反对科学技术。
    争论还在继续,胜负尚未定论。但透析双方争论的焦点,追踪国际科学传播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反思我国科学普及领域内理论和实践的现状,对于提升科普理念,深化科普研究,拓展科普实践,提高科普活动层次,无疑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 公众理解科学的由来和发展
    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而公众理解科学是科技发展和科学普及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诞生可能要归因于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因为报告的撰写人是瓦特-鲍默勋爵,所以这份报告也常被称为《鲍默报告》)。《鲍默报告》的主要论点如下:

  国家繁荣取决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普遍深入于日常生活,使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必要;需要加强涵盖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科学教育;政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科学报告的普及版本;在媒体上需要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工业和政府行政部门也要更好地理解科学;科学家需要和公众有更有效的交流;应当将公众理解科学放在优先地位。
    报告发现:在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理解方面存在高低不对称,要求对公众理解科学进行更多的研究。报告呼吁媒体宣传科学和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呼吁教育家、作家和其他文化产业界扩展科学主题的内容。《鲍默报告》建立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起源于科学界认识到需要增加公众科学知识,提高公民的基本能力,促进公众支持政府在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其目标是使人们钦佩、赞赏和支持科学。
    在这一时期,公众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对科学技术的正面看法日益受到与日俱增的负面认识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不久便遭到批评,批评的基本思想是质疑公众理解科学概念的构成。在这一概念中,公众被认为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克服公众对科学理解的缺陷,为公民建立必要知识基础。这一概念也被称为公众科学素养的“缺失模型”。按“缺失模型”进行科学传播,科学家通常处于强势地位,传播方式通常也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批评者认为:科学普及不应该被看作仅仅是知识的简化,而应是诠释公众及其对科学的看法。米歇尔?克罗特里(Michel Cilotre)和特里?辛(Terry Shinn)指出:“科学普及对传播物质世界的知识并不是一个有效工具,其影响力和针对性在科学和社会之间建立的联系。”
    围绕公众理解科学的争论,欧洲关于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近年来,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质疑日渐浓厚,学科学的学生数量趋于减少。研究发现:由不断反思而出现的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并不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能以简单地生产更多知识及加强其对公众的传播而得到解决;科学传播的大部分内容是科学结论或事实,很少报道“正在进行的科学”。这样,人们获得的是没有疑问的科学知识,因此他们难以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文化活动不仅要扩散或传播知识,而且要使科学有意义,唤起公众对科学价值系统的兴趣并支持它;科学和科学家应当为科学研究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后果负责,鼓励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在向公众传播科学方面起决定作用;科学与其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公众应当多了解科学,特别注重于专家之间有分歧的领域,即科学技术有争议的问题,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基因(测试)、健康、环境(臭氧破坏、酸雨、水源污染等)、辐射、人类(动物)克隆等等;促进科学传播的目标是将理解科学与评价科学等同起来,强调能力差距比传统的知识差距更重要。
    为克服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天然不足,欧洲科普界发出了“科学(家)也要理解公众”的呼吁,从而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推进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新阶段。在从公众理解科学进入到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中,由于科普理念的不断深化和创新,欧洲的科学传播活动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活动的策划思路不断拓宽,内容和形式进一步丰富,主题日益深化,层次进一步提高,如:丹麦共识会议、瑞典的核能公民公决、核废料处理地方公决、法国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英国的全国共识会议等。另外,欧洲各国的科技节、科技周、科学日、科学中心以及各项主题科普活动也越来越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得到政府和工业界的重视和支持,产生了积极和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 我国科学传播的现状和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迅猛发展。科学普及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也取得了极大进步。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科学技术普及法》的国家。2006年,中国又制定和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标志着中国的科学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反思我们这几年的科普工作,对照国际科学传播的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学传播领域存在的差距和滞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科普理念的单一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和科普理念建立在“缺失模型”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形式向公众普及技术和知识。“理解”科学就是赞颂科学,强化科学的权威解释和科学的不可质疑性。鲜有对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科学家的伦理责任进行思考和质疑,即使有也往往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在科普界,这似乎是一个禁区,更谈不上获得支持和鼓励。
(二) 科普工作边缘化
    科普的定位不准,定义过于宽泛,目的不明确。将科普等同于文化、体育、娱乐、妇女、卫生、就业培训等其他社区精神文明活动。在这些活动前贴上一个“科普”的标签,就称作是科普活动。由于不注重研究科普的社会定位和活动的边界定义,使得科普似乎无所不在,反而使科普可有可无,出现边缘化的趋势。
(三) 科学传播的功利性和实用性
    将领导的满意作为科普工作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开、闭幕式的组织上,邀请领导和嘉宾风风光光,而对公众的组织和参与不够重视。科普活动内涵单薄,内容常限于养生保健、居家生活、家庭节能、电脑上网、种花养草、健身娱乐等实用技术上,场面十分热闹,但科学含量不足,常常虎头蛇尾走过场。
(四) 科普研究的浮躁和肤浅
    我国的科普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对国际科普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相当的关注和涉及,但科学传播在我国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的研究体系,研究人员的队伍不强,人数也不多。另一方面,科技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现象也同样会对科普界产生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坚持深入和长期研究的精神,提出结论过于随意。例如有一个时期,“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的科普三阶段论风靡一时,至今还有影响。但略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知道,除了公众理解科学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只是科普的形式,两者常常交叉或平行使用,很难区分两者在时间阶段上的不同。还有将科普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提出“人均GDP达到xx美元,科学普及就会进入‘公众理解科学’或‘公众参与科学’阶段。实际上,经济发展对推动科学传播有一定作用,但没有直接和必然的关系。
    我国的科普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所。由于理论研究与第一线的科普实践脱节,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科普活动现场很少见到科普研究专家的身影。“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由斯诺(C.P.Snow)表达的。它有力地代表了科学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分离。今天,科学文化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在我国依然存在,没有明显改善的趋向。科学主义之争可以看作是一个表现。
(五) 策划思路狭隘,原创作品(活动)贫乏
    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我国的科学传播工作后劲不足,有影响的科普(科幻)原创作品几乎没有,能够参与国际交流的科普活动和项目寥寥无几。科技周、科技节、科技日的活动数量虽然成百上千,但其中精品很少,主题往往雷同,形式基本相似。
    一位曾经考察过我国科技传播活动的英国科普专家在他的访问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科技周、科技节活动起步不晚,但多年来没有进步。批评固然尖锐,但中肯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感叹中国何时能出现《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传世科普作品时,我们不妨从源头的深处作一番洗面革心的反思和探究。过程也许痛苦,奋起应有期待!
三、 拓展我国科学传播的理念
(一)拓展科普理念,多维度理解科学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公众的科学素质总体上非常不足,
因此按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进行传授式的普及活动,提倡崇尚科学,树立科学楷模和英雄,宣传科技进步对国家繁荣的贡献和意义,不仅必要,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应该成为我国科学传播的主旋律。但在我国科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能源、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对科学正当性的共识开始弱化的背景下,我们在进行“后置传播”(传播已发现的科学事实、技术创造、英雄事业等)的同时,也应该开展对“正在做”的科学研究和未来科技发展的讨论和预测,鼓励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参与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和后果的思考和辩论,如:环境、能源、灾难、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类(动物)克隆技术、科技丑闻等。当科学传播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和科学前景预测的时候,科学普及将更大程度地进入社会和社会科学层面,与社会科学的联手自然得到加强,但科学技术始终是传播和创作的源泉。通过多角度、立体的科学传播,促进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精神,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
(二)结合科学传播实践,深化科普研究内涵
    科普研究首先要围绕科学传播的理念和目的。科普理念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当前,科普理念落后的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科学传播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关键,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其次,要重视科普工作的定位和独特的社会作用。每一个社会组织和活动都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组织宗旨和活动空间。社会组织和活动之间可以有交叉,有渗透,有融合,有合作,但各自的社会作用不能互相取代,否则,该社会组织不会有发展能力和前途,其活动也不能可持续进行。欧洲国家的科学传播有明确的定位和边界,即提高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促进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对话;鼓励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针对的是出现的科学和社会问题。我国的科普工作也应该有边界明确的工作定位、独特的工作方式、能发挥作用的活动空间和舞台。另外,科普研究应结合科普实践,系统地、深入持久地研究和解决我国科学传播面临的具体问题,如:科普项目策划和管理、项目(活动)运作机制和模式、科普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等等。
(三)丰富科学内容,加强文化型科学传播
    一般来说,科学普及可以分为的三种类型:实用型科学传播、文化型科学传播、公民型的科学传播。实用型科学传播普及实用的科技知识,使公众及时了解和掌握成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并在改善生活和工作质量中发挥作用。文化型科学传播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和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引导普通大众欣赏科学及其科学文化。公民型的科学传播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运用科学,参与科技决策过程。
当前,我国的科学传播主要处于实用型科学传播阶段。绝大多数的科普活动以传播技术的、医学的、生活的、生产的实用技术为主,倾向于“硬”的科学技术。这类科普活动贴近公众的生活,对改善和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很有帮助,因此对老百姓很有吸引力,活动场面一般非常热闹。应当指出,实用型的科学传播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科学普及都是十分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文化型科学传播不像实用型科学传播那样马上产生效用,被公众所使用。但大多数具有影响的文化型的科学传播项目都以探究科学的奥秘,推进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对科技的正当性和负面影响进行思考,营造和谐的科学和社会氛围为目标,倾向于“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环境。文化型的科学传播需要更多的科学内涵,与文化艺术有更多的互动和结合,能够让科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找到相遇和合作的空间。当然,文化型的科学传播项目要求明显高于实用型的活动。但如果公众能够从文化型的科学传播中获益,他们就能判断和鉴赏科学的内涵,享受科学与艺术的魅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无疑,这是值得我们大力探究和实践的。
    公民型的科学传播则要求公众出于公民的责职、权利和义务,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和科技决策。因此,对社会民主和公众科学素质有更高的要求。
四、结论
    科学主义提倡和强化科学的正面作用,而反科学主义则强调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伦理、道德等负面影响。围绕科学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应该看作是科学发展和民主进步的标志。科学普及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伴随和促进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化。同时,科学理念的深化也必将推动科学传播向纵深和全面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坚持宣传科学正当性的同时,让社会公众了解科学技术的“双刃性”,增强节能环保意识,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丰富活动的科学内容,从而不断提升我国传播活动档次。这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在科学传播领域和公民科学素质方面的差距,把我国科学普及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江哓原.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科学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2]卞毓麟.关于提高我国科普作品原创能力的几点思考.
[3]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